战“疫”一线的医生日志:医院就是上甘岭,我们守得住!
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志愿军战士们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铸就的上甘岭精神——听党指挥、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团结友爱、严守纪律。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战争形势、战争理念都发生重大改变,上甘岭精神已经过时了。但这次支援湖北抗击疫情的经历,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上甘岭精神,永远都不过时,永远都不能丢!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医疗队这次支援的是湖北省鄂州市。鄂州距离武汉仅仅六七十公里,自武汉返乡人员较多,是疫情的重灾区,是除了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地市之一。我们出发前,当地确诊病例约300例,我们过来一周,确诊病例已增加近1000例。然而,那里医疗基础薄弱,医院床位和医务人员紧缺,困难重重。
鄂州市的重症病例,基本被集中在鄂州市唯一的三甲医院——鄂州市中心医院。而这,正是我们医疗队的工作地点。
医院领导第一次跟我们见面时,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们医院的硬件条件比较差,但真的进入医院,我们才明白工作形势是多么严峻:病房是由内科楼改建的,防护物资非常紧缺;监护室有12张床位,但只有4张床位有供气管插管的病人呼吸机使用的氧气供应;其他床位病人如果气管插管,只能使用一人高的氧气罐供氧,而且压力不足,每罐只能用2个小时左右,需要医务人员反复搬运氧气罐。刚开始,连床旁胸片和床旁超声都做不了,预约一次,有时候要等两三天才能做。
已经习惯了大医院里高大上的工作环境和顶尖设备,来到这里之后,突然有一种“小米加步枪”的感觉。
“其实过来之前,我们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打一场持久战,一场恶仗。”军人出身的北大国际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急诊科主任秦宇红经常说:“既然是恶仗,那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条件,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因此,到达鄂州市中心医院后,北大国际医疗队并没有急于投入战斗,在做好队员培训工作的同时,实地考察了病区环境,根据传染病诊治需要提出整改意见,使之尽量满足传染病诊治的标准和要求。
医院把CCU因陋就简临时改了一下,改成了RICU。病区没有负压病房,我们把窗户上玻璃敲掉几块,安装上一个大风力排气扇,虽然达不到负压病房标准,但总比一点负压条件都没有要好;一人高的氧气罐,每个气管插管病人一天需要用十多罐,我们的护士姐妹们就一个一个地运进来,用完再一个一个地运出去(图1);我们医疗队的N95口罩曾经断货近一周,而北大校友会在美国订购的1万个N95口罩因为美国方面的各种限制无法运回国内,幸亏医院在我们出发前给每个人准备了几个备用口罩,才得以渡过难关。
2月29日的一次突发情况,惊出了大家一身冷汗。那天中午,我和我们医疗队的急诊科付雪莹医生接班时,同事告诉我们,30床那位80多岁的患者,氧饱和度一直不好。因为没有足够的中心供氧,患者呼吸机只能使用氧气罐供氧。
那天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是我们医疗队的手术室护士牛文超和急诊科护士孙芸。牛文超在更换氧气罐的时候,发现氧气罐和氧气管路的接口坏了,漏气非常多,呼吸机无法给氧。病人的氧饱和度和心率直线下降,这种情况如果不解决,病人很快就会因为缺氧出现心跳呼吸骤停。
危急时刻,大家马上分头行动:付医生和孙芸马上找来简易呼吸器(俗称“皮球”),连接墙上的普通吸氧管路(无法用于气管插管呼吸机氧气供应),通过手动方式(俗称“捏皮球”)给病人供氧(图2);我和牛文超迅速联系医院,找到备用接口,迅速用扳手更换了接口(图3),然后给病人连接呼吸机,恢复呼吸机供氧。经过大家积极治疗和处理,病人终于转危为安了。
秦宇红是军人出身,常常以上甘岭战役的例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上甘岭精神来鼓励大家,要靠团队的力量和智慧去弥补硬件上的不足。“大家要拼了命地去抢救患者,每个人的‘发条’都上到了最紧,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不去救。”
有几位危重症患者出现了肾功能不全,尽管条件艰苦,医疗队还是想办法找来一台透析机,希望通过血滤,能让患者有机会康复;医疗队大大刘鲲鹏戴着三层手套,给3例危重症病人进行中心静脉穿刺。
截止到3月2日,支援鄂州北大国际医疗队累计收治患者19人,其中重症患者7例,危重症患者12例。转为轻症转出6例,行持续CRRT3例,留置中心静脉6例,留置胸腔引流管1例,留置胃管15例,留置尿管12例,累计进行胸外按压心肺复苏15人次。（查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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